让遗产“活”起来

在去年世界建筑节上，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公园的外围景观获得唯一世界景观奖。城头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古城池遗址之一。6000年前，城头山人种植水稻的技术已经十分成熟，这里有全世界发现最早而且保存最完整的水稻田。设计者对考古遗址最小干预，用各种湿地植物及林带，对环绕古城遗址的护城河外侧水岸进行生态修复。核心区以外的公园主体部分，被重新设计为农田，成为一个户外的稻田博物馆。一座架高4米的玻璃廊桥，供游客登高远眺，使得公园北部的考古遗址尽收眼底。用玻璃作为桥面材料，可以使阳光穿透，保证其下方的农作物有充足的日照，沿桥散步也成为一种奇妙的探险。

科技、艺术和环保创意赋予古老遗址以新的生命，真正让大地上的遗产苏醒过来。

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进入良性循环

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南省的田野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成果显著。1972年发掘的马王堆汉墓蜚声中外，成为世纪考古大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考古工作，建立了湖南从史前时代到历史时期相关阶段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湖南是稻作农业起源和新石器时代社会复杂化进程研究方面的重要基地：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中国目前最早的完整形态的水稻，不晚于距今12000年;以澧县彭头山遗址为代表的彭头山文化是长江中游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澧县城头山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城址，被写入中学历史教科书，也成为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第一景。

商周时期，湘中地区沩水流域炭河里、高砂脊遗址及周边出土的青铜器使得沩水中下游成为中国南方三大青铜文明中心之一。考古资料见证了楚国疆域在湖南的开拓和楚文化的南渐，秦朝洞庭郡和苍梧郡的设立及大秦帝国管理下的地方政治，西汉长沙国及其所辖郡县在湖南的有效管理。这个时期湖南楚汉城址之密集，已几乎和近现代县城的分布重合。里耶秦简、益阳兔子山简牍、西汉长沙王陵及诸侯墓、楚汉城址和墓葬等重大考古发现不仅填补了湖南上古历史的空白，更为重建湖南华夏化的进程提供了重要素材。汉晋以来，湖南重要的考古发现有宁远舜帝庙、长沙走马楼、安乡刘弘墓、郴州晋简、湘阴窑、长沙铜官窑、沅陵元墓、永顺老司城等，这些考古发现为湖南地区历史、文化、民族的研究提供了比文献史料更为丰富和直观的资料，成为寻找湖湘文化源头、梳理湖湘文化脉络、构建湖湘文化物质基础的重要基石。

考古重建了古代湖南的物质文化和湖南历史，改变了古人关于南方地区落后、荒蛮的观点，让我们见到了一个远古湖南真实的过去，让世人了解到湖湘文化并非始于屈贾，而是植根于湖湘古老的文化基因。因为考古，我们才能了解到湖南唐宋之际的鼎革、元明二朝的嬗变、清际以来的勃发……而这一切，如何保护与利用，如何让这些留存至今的文物和文化遗产惠及当代造福百姓?

在国家的“十二五”“十三五”大遗址保护项目中，湖南的大遗址数量位于南方诸省前列，澧县城头山、彭头山、八十垱、宁乡炭河里、龙山里耶、长沙汉王陵、长沙铜官窑、永顺老司城等均成为国家大遗址保护项目，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的有效途径是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目前，湖南的大遗址项目都制定了文物保护规划，并且都已经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准并经省人民政府颁布，本体保护方案及保护措施也基本完成，遗址的利用和展示稳步推进。在这些大遗址中，澧县城头山、龙山里耶古城、永顺老司城、宁乡炭河里、长沙铜官窑、汉王陵等成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其中城头山已于2017年挂牌，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进入良性循环。

遗址的阐释方式是多样的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在央视的《国家宝藏》节目中，长沙铜官窑出土的青釉褐彩诗文执壶一出场就赢得了众多的粉丝，生动的唐代民间诗歌在铜官窑瓷器上得到了生动活泼的体现。很难想象，涛生云灭的湘江边曾经各色瓷器堆积如山，江口停泊的货船千帆林立。1998年，“黑石号”沉船被打捞，6万多件瓷器有5万余件产自铜官窑。而铜官窑自被考古工作者发现以来，出土文物已过万件，有方位、地址、名称的古窑有70多座，星罗棋布。可以说，长沙铜官窑遗址是晚唐至五代时期中国南方最为重要的彩瓷和外销瓷基地，反映了湖南当时最高的手工业生产水平，也是商业贸易的重要历史见证。

这样的遗址在遗址公园中如何展示?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我们选取了反映长沙窑瓷业技术的谭家坡一号龙窑保护展示，不仅展示一条完整的龙窑，也展示了与之配套的作坊遗迹。展示方式也是多样的：既有原来的真实遗迹，又有瓷窑复原和模型;既有考古标本，又有仿制彩瓷;既有标牌说明，又有语音导览;既有遗迹现场，又有虚拟复原;既有考古成果，又有考古过程;既有保护大棚，又有保护监测;既有遗存展示，又有陶艺体验。在这样的公共空间，集考古发掘、研究和文物保护、展示利用于一身，多功能叠加与融合，在国内外的考古遗产展示利用中都是不可多得的范例。

大遗址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其基础是文物考古工作，是对遗址的文化性质和文化内涵的深度把握。湖南大遗址和考古遗址公园项目均是在考古工作开展得较为成熟并获得重要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

这批遗址均开展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勘探和较为充分的考古发掘工作，考古的资料均得到整理并发表了考古报告。考古报告的发表，即是将考古资料向社会公布，为全民所共享，这既扩大了考古工作的透明度，也扩大了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通过考古研究，使遗址的文化内涵获得全面科学认识，为理解和阐释遗址的价值提供支持。遗址价值的认知又是保护利用的前提，只有对遗址价值有科学客观的认识，才能制定科学合理的保护利用措施。

遗址核心的价值是客观的，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但其阐释方式是多样的。展示的另一种形式的文物陈列馆，目前多以遗址博物馆的形式出现，通过遗址博物馆，使遗址出土的文物得到展示，同时，也可以将与之相关的文物和历史遗存作为辅助展示的内容，以丰富遗址的价值和内涵。还可以展示考古工作者发掘、整理、研究的过程。博物馆内的空间还可以用灵活多样的方式来活化文物的价值。目前在湖南的大遗址项目中，铜官窑、炭河里、老司城、城头山、里耶秦简均建成了遗址专题博物馆，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遗址公园需承担更多功能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是要在保护文物的基础上让文物活起来，让文物活起来就是为了让文化遗产更好地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一方面是让文物得到合理利用，充分发挥文物的社会效益，如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等方面能发挥很好的作用。另一方面，文化遗产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还要发挥咨政育人、传承文明、普及知识、丰富生活的作用。因此，公共教育的功能不可忽视，考古遗址公园让文物活起来也要将公共教育作为重要的工作内容。

诚然，在当前大遗址保护利用过程中，也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考古工作无法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并不是所有的大遗址的文化内涵都得到全面研究，因而就影响了遗址价值的阐释，保护利用无法充分表现遗址价值。此外，园区建设重景观轻本体的公园化现象也是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在大遗址保护中如何使文化遗产保护真正成为改善民生、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动力，也还存在“供血不足”的问题。这些应该在今后的考古遗址公园运营中努力加以解决。

湖南的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正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阶段，“让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需要人们更多的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