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大师班：国师是这样炼成的

“张艺谋绝对是三年平遥的人气王。”一名挤在排队人群中的记者说。

11日上午9点50，张艺谋将在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上开讲大师班。早8点左右，工作人员告诉影展总监马可•穆勒，能坐500人的小城之春厅外已经排了800多号人。此时媒体记者都在群访，等他们再过来，就真要爆场了。

问队伍最前头的影迷，他们凌晨4点半就排在这了。

赶紧，换场地!队伍被分批带到能容纳1500人的露天剧场“站台”，没多久也坐满了，多出来的人只能坐在过道上。经历了开幕前的淅沥雨水后，古城的气温正不断回暖，有些刺眼的阳光倾泻在剧场上空，贾樟柯戴上了墨镜。

张艺谋的红，不仅因为他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导演，现在也是国家级大型活动的首选负责人，比如刚结束不久的70周年国庆晚会。在平遥，有记者关切地向张艺谋提到，前段时间有一张您坐在天安门台阶上的照片，看着很疲惫。您会感到疲惫吗?

张艺谋说：我这人就是劳碌命吧，每年没个项目出来，就会觉得在虚度自己。

大师班上，张艺谋罕见坦诚和幽默地，剖析了自己的整个电影生涯。

讲《红高粱》，他说处女作就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时代浪潮和个人性格碰撞到一起了;

谈了他之前几乎闭口不谈的《代号美洲豹》，说“我觉得这电影挺好啊，现在看着很时髦!”

讲《秋菊打官司》怎么偷拍，让巩俐整天戴着假孕肚在村里晃悠，最后整个村子的人都懒得再看摄影机，“连狗都不理了。”

讲《英雄》曾经遭受铺天盖地的差评，尽管票房放到今天相当于一百多亿，他还是很沮丧……

去年到今年，张艺谋不但圆满完成庆典任务、满足了全国“14亿甲方”，还接连开拍《一秒钟》《坚如磐石》《悬崖之上》三部电影。马上70岁的张艺谋，依旧精力充沛连轴转，也依然保持着处女作时的赤子之心：每一部作品都要力求创新，哪怕会被人诟病。

“我也不装大师。成熟、完美的作品谈何容易?”张艺谋说。

四十年如一日的执着坚持，四十年不间断的争议、赞美和压力。“国师”究竟是怎样炼成的?

28岁大龄考入电影学院：

干电影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不为名利，就是喜欢

大师班上，张艺谋和贾樟柯，第五代和第六代的两位导演分坐在两侧。他们的作品都曾代表中国电影蜚声国际，也曾上演过《满城尽带黄金甲》和《三峡好人》同天上映对打的drama戏码。

现在两人并肩坐着，都有些功成名就、英雄相惜的意味了。

张艺谋这样评价贾樟柯：贾樟柯是第六代，是我们的兄弟辈，他们拍的是完全不同的电影。现在贾樟柯也成为老师辈了，更年轻的导演已经分不清辈分了，每一代导演因为成长环境的不同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是电影吸引我们的地方。

贾樟柯也回忆了自己学生时代见证第五代横空出世的震撼。

大家或许都知道，张艺谋是28岁“大龄”时，才被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破格录取的。他幸运地搭上了时代的首班车。

“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不一样。我们这一代人，谈不上有特别长远的理想，像爱画画、爱照相，那都是业余爱好，不让自己过得很无聊而已。改变命运的还是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结束了那个年代，改革开放、恢复高考，28岁有机会考大学，拼命争取上了电影学院摄影系，这是改变命运的第一步。

那时候也没觉得对自己有重大的意义，就是突然可以上大学了，什么大学都可以。我想过上美院，可是素描不够好;想上体院，没有专长;想学设计，水平也不够。我在工厂干了七年，希望上大学能改变命运，有一个人生变化，一技之长加上复杂的机遇，就上了。

贾樟柯上电影学院的时候已经有了心中的梦想，要拍电影，我可不是，我是有大学让我上，我就可以不当工人了。后来学电影、被电影深深吸引，才有了干电影的想法。

上了大学当然就觉得未来就干这个工作了，但电影是有魔法的，干了电影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停不下来了。我们这一代人总觉得不要虚度光阴，所以我感觉我成了中国最忙的一个导演了，每年都想拍新电影。每年没有一个项目在运作，感觉在虚度自己。还有一些大型活动、舞台剧找到我，我都尽量抽时间。所幸身体比较好，没什么大毛病。

我最喜欢的事情还是拍电影，它就是吸引你，愿意把一个故事讲述给大家听。一个好电影在心中是非常遥远、非常吸引你的一个目标。你会越来越觉得，好电影在你心中是非常神圣的一个词，拍电影越多，越觉得好电影难拍，每个人心中的好电影也不同，总是用一个最高标准，用横向竖向的标准来对比自己，总是想学习。这也是我现在的心态，就是马不停蹄吧，希望有更多变化和进步。总之，电影创作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除了拍电影什么也不会。这已经不是简单地追逐名利，就是喜欢。

很多到现场看过我们拍电影的人都会反复感叹，你做这事干啥，太累了。可能每个导演的现场都是这样子，每个导演心中都有一团燃烧的火。很多电影拍出来都无人问津，那些青年导演的电影，连一日游都达不到。但你看他们尽管遭受挫折，心中那团火不会熄灭。”

处女作《红高粱》：

语不惊人死不休，时代浪潮与个人性格的碰撞

80年代，中国第五代电影人横空出世，张艺谋以摄影、导演、主演等多个身份参与了《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红高粱》《老井》等多部划时代作品。

即便今天看来，第五代破旧立新的勇气，极致先锋的艺术手法，高度成熟的作品完成度，都是十分惊人的。一群刚毕业的年轻人携手创立了一个生机勃勃的中国电影新时代。

张艺谋回忆：“那时候因为刚刚恢复电影学院，大学不像今天有那么系统的教育，老师也是刚刚才重新捡起教鞭。我觉得更要紧的是社会，那时候中国处在巨大的变革、开放中，带给学生非常大的冲击。

我们的作品呈现出的某种成熟感，一方面是因为所处的时代百废待兴，全国人民都非常关心文化和民族历史反思，有大量文学、美术、诗歌涌现，给你一个很大的环境，你的故事、你受到的影响，势必会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会有比自己年龄更丰富的思考。那个时代的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另一方面，处女作也跟自己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我自己性格是希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总希望有创新，希望方方面面都表现出独特性，拿到一个剧本，拿到一个故事，就兴奋地想哪里能有创新。

这种性格有时候会体现在不顾一切上。创新是很难找的，今天更难，因为什么都被人做过了。但我就是觉得，处女作要极端、不留后路，色彩、画面、音乐……《红高粱》配乐一开始是一把唢呐，我觉得不行，后来四十把唢呐齐吹，那个呐喊，当时我们在录影棚里就觉得，哇，就是要这样!

我的处女作，就是时代跟个人性格碰到一起了。

全世界导演的处女作，都呈现出一种独特感。它是第一次呈现你本质的东西，一辈子都不会改变的。故事实在没有办法创新了，就画面，画面没办法就形式，总希望有一些不同。哪怕这个不同会被别人抨击、诟病，我也不装大师，保持心态年轻。成熟、完美的作品谈何容易，你做不到，莫如追求一个特点，追求一个自己想表达的感觉。”

罕见谈“烂片”《代号美洲豹》：

那个时代没人讲娱乐，放到今天可能挺成功的

《红高粱》之后张艺谋执导了《代号美洲豹》。这是一部鲜少被提及的电影，当年被诟病，到现在国内电影评分网站也只有5.2分。

贾樟柯却说很喜欢这部电影，里面的照片蒙太奇、手持摄影现在看也很前卫。

今天，张艺谋终于谈起了自己这部差点被人遗忘的旧作。

“《红高粱》之后我第一次跟一个私营公司合作，是顾长卫的一个朋友，投资要拍我们的下一个电影，我们就开始张罗。当时张罗了一堆王朔的《我是你爸爸》那类作品，跟《红高粱》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剧本不太行，我想放弃。顾长卫说那不行，人家都花了三十多万了，必须得给人拍一个。

于是我就看了其他剧本，拍了《代号美洲豹》，花了一百多万吧。当时商业电影完全是新的尝试，并不成功，但其实搁到今天可能挺成功的。

那个时代大家都要思考，要深刻，要谈五千年文化，没有人讲娱乐，娱乐这个词都没有的。所以《代号美洲豹》评论一出来就一片骂，说是商业电影，没思考，我们也没面子，觉得拍砸了。所以后来多少年都不提这事儿了。

这是‘走麦城’啊，我们只说‘过五关斩六将’(笑)。

我觉得《代号美洲豹》这电影挺好啊，有刘小宁葛优巩俐，还有动作，还很复杂，还有台湾背景……拍的时候我希望能有一些台湾镜头，但那时候去不了台湾啊，我就跟焦雄屏说你帮我弄点台湾街头照片作为背景，后来焦雄屏说，你知道吗，全台湾记者现在都在帮你拍照片!这电影现在看着也挺时髦的。”

《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极致风格：

听不进侯孝贤的建议，今天我可能不会那么有勇气了

《代号美洲豹》评价一败涂地之后，张艺谋转而执导了《大红灯笼高高挂》，入围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为张艺谋扳回一城。这是继《红高粱》之后，一部影像风格更加极致的张艺谋式作者电影。

贾樟柯评价《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个故事发生在密闭空间里，本来是个很容易拍得很单调的环境，张艺谋导演的处理非常好，把封闭的大院拍得那么丰富，发掘出了山西建筑的美。

“这部电影是根据苏童的《妻妾成群》改编的，本来要在南方拍，因为写的是南方，但我拍过《老井》，对山西熟悉，看到乔家大院觉得很震撼，大院太好了，我不拍后边就别人拍了。可是风马牛不相及啊，南方故事，被我们死活改过来了。后来听说苏童对我颇有微词，他是南方作家，觉得南方味道没了。

当时的乔家大院还没什么游客，我们就达成协议，也不封，在哪拍，就把哪个院稍微封一下，偶尔还把游客带过来看看。拍了三个多月，等了一场雪。我在院子里转转转，上头有一层是通的，像楼上的二层平台，我站在上面想怎么拍，突然看到方方正正的透视线，在眼前特别严谨，‘没有规矩哪来方圆’，这几个字就浮现出来了。

那我们就拍规矩吧，点灯，封灯，灭灯，这样循环。故事按我们的想法全改成这样的氛围和视觉造型风格。

我们的摄影师是赵非，我的同班同学，我说你把摄影机放这别动，看过《最后的晚餐》吗?就那种透视线。

我们故意用一种极端的风格去拍它。侯孝贤是监制，他来看我拍电影说，你这院里怎么没人啊?他们在哪吃饭?在哪打水?卫生谁打扫啊?整个大院就几个人走来走去，空空荡荡。他说他不会这么拍，生活的东西没想好，没法拍啊。

我也没听进去。

我用像绘画的方式拍一个隐喻和象征的故事，自觉不自觉地寻找一种造型风格，成为你故事的承载，一种仪式感。今天看起来，《大红灯笼高高挂》有点像《红高粱》的正反面，《红高粱》自由狂野，不拘一格，这个就是规矩，压抑，一成不变的挣扎感，很不同。

今天也许我不会拍这么极端的作品，人有了阅历之后总会顾虑比较多，太极端就会避免的。那种不顾一切的可贵追求，还是体现在《红高粱》和《大红灯笼高高挂》两部完全不同的作品上，呈现出一种大胆和勇气。”

《秋菊打官司》偷拍记：

我是中国最早的偷拍大师，剧组说这回艺谋肯定拍砸了

《秋菊打官司》，对于张艺谋和巩俐来说都是一座艺术成就的高峰。1992年，这部电影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巩俐成为国际影后。

这部电影采用“半偷拍”的纪录片手法完成，开风气之先河。

张艺谋幽默讲道：“我们找了刘恒来改编剧本，他是现实主义功底非常深厚的作家，很幽默，写得很好。

剧本写完了，我的‘性格’又发作了。

我想，这么拍肯定是大同小异的作品嘛，没有特点，没有创新。我们都开始筹备开拍了，突然就说，哎?要不拍一个纪录片风格吧。大家就很兴奋，在小宾馆里开始扯，说用超16毫米摄影机，偷拍什么的。

兴奋地说到差不多中午一点，一上午刘恒都一言不发，看我们又蹦又跳的。要吃饭了，他坐起来说了一句话：那我这剧本白写了。

很对不起他，后来果然没有用，就没剧本了。我们每天去偷拍，就一个大纲，几句话。

那时候我应该说是中国的‘偷拍大师’了，比狗仔队早得多!

16毫米胶片一卷可以转11分钟，在城乡结合部，我们把两组摄影藏起来，亭子里装一个纸箱子，两个人拿着水和馒头，半夜四五点藏进去，钻两个孔，黑布挡着，拍的时候掀起来。早上八九点演员来了，穿上衣服也认不出来，跟副导演带着走一遍位置，然后自己走。我们用小麦克录音，提前半夜挂在一些违章建筑上。

偷拍很过瘾，但是完全掌握不了各种状况。

巩俐装一个假肚子体验生活，村民都不知道她是假的，她就天天在村里转悠。两个摄影也拿摄影机天天在村里转，没有胶片，对着所有人、动物瞄，每天八小时。差不多一个星期以后，两个摄影师说现在没人看镜头了，连狗都不理了!

我们那时候要拍‘扑面而来的生活氛围’。他们偷拍一天，我在外面车里等一天。

我会拿对讲机问：‘怎么样了?拍成了吗?扑面吗?’

‘扑面!有两三个扑面!’

‘好!收工!’

一般胶片冲洗回来，全剧组都会来看样片，盼星星盼月亮一样。但《秋菊打官司》不一样，它有海量素材，一本11分钟，各种穿帮，各种失误，很多焦点都对不上，乱七八糟，剧组都是专业人员，他们看着看着，全走了，就剩我和摄影师俩人看到天亮。

全组弥漫着一股失败氛围，说这回艺谋肯定砸了，这都拍的啥啊!

今天看《秋菊打官司》，可以归纳为纪实纪录，但那时候很前卫的。今天也不能这么拍了，现在是法治社会，讲肖像权了。

我们那时候也有一个吃棉花糖的大姐，把我们给告了，说电影给她心理造成了很大伤害。因为她是上班时间偷溜出去吃棉花糖的，证据确凿。告了我们好几年呢。”

《英雄》开启中国商业大片时代：

在今天相当于票房一百多亿，可我因为漫天差评很沮丧

《英雄》，中国内地开天辟地的武侠商业巨制，引领了武侠大片时代的到来。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北美票房最高的外语片之一。

有多少赞美，就有多少争议。张艺谋也从正反两方面复盘了自己这部作品。

“我拍《英雄》是无意识的，因为我很喜欢武侠小说，男人都幻想武艺高强仗剑走天涯，不想重复港台的武侠，就拿了个荆轲刺秦王编故事自己编，编得差不多了，剧本成型了，《卧虎藏龙》石破天惊横空出世，我们都很沮丧，说咱还拍吗，人家那么成功，怎么拍都是跟风，多没面子啊。

制片人江志强说拍啊拍啊，现在市场很好，好卖好卖。《英雄》的《罗生门》结构，四段式五段式，讨论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又玄又大的主题，完全是文艺片的方向。但江老板是很有商业眼光的，说国外都想买，我说那就拍吧。

江老板问：‘你要不要梁朝伟，张曼玉，要不要李连杰?’我惊讶道：‘可能吗，这么大卡司?’

江老板又说，‘你要不要配角啊，来个甄子丹?’今天总结，这部电影的阵容都是史无前例的。

我说想要15匹到20匹马，江老板也说不行啊，来80匹100匹吧!

这样就开始走极致。秦尚黑，我想要全黑的，但马不是黑的啊。那就花钱，把马给焗了!请了好几家理发店来，他们都蒙了，没干过。《英雄》里的马全是焗油的，本来很有气势，一片像乌云一样的，结果开拍的时候全褪色了，焗早了!

第一次拍打戏，我不希望纯打，想像诗词一样拍得风花雪月，按照自己的爱好和理解去拍。没料到后来上映的时候居然成为一个大话题，拿到当年中国四分之一的票房，在今天相当于票房一百多亿。

席卷而来的就是批评。被批得体无完肤。今天大家愿意给它中国第一个大片的赞誉和肯定，当年其实被大家批评得很沮丧。那时候我们对票房没概念，票房跟我们有啥关系?我很在意大家的评论啊，首都文艺界的评价啊，都说我这个电影思想有问题，意识形态、价值观有问题。

今天我要是有这么高票房，我睡觉都会笑起来，因为今天基本是以票房论成败。当然现在只是一个阶段，在大众那里，票房高就是好。

所以《英雄》也是无心插柳吧。”

70岁进入高效创作期：

希望《一秒钟》早日跟大家见面，今天苦难未必是创作源泉

从去年到今年年底，张艺谋将一口气完成三部新片：寄托个人迷影情结的《一秒钟》，“硬派警匪片”《坚如磐石》，东北雪乡谍战片《悬崖之上》。每一部都在挑战他之前从未涉及的类型和风格。

即将70岁的张艺谋，不但没有放缓脚步，反而找到了一种更加高效灵活的创作方式：做职业型导演，像淘宝一样去广泛吸纳、筛选、碰撞好剧本。

“我是愿意拼命工作的人，剧本跟不上就很苦恼。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碰到好剧本是很难的。自编自导的话，十年磨一剑也没问题，我就闲不住，希望快点拍东西。做导演最幸福的就是碰到好剧本，稍作调整就能拍。

坦率地说，我的身份是职业导演，用电影语言讲故事的人，未必是一个作家，我们是另一种思维——形象思维。职业导演大部分时间并不是自编自导，那样节奏会慢，应该发挥强项，多给我们好剧本。

中国最缺好编剧。刚毕业的戏文系学生，做枪手的都被签完了。《一秒钟》是我自己想了很长时间，请一个编剧帮忙，其余大部分时间你是盲目的，像淘宝一样，看见一个剧本还不错，就买了。这样更自由，有感性的东西。把喜欢放在第一位，随心所欲去碰撞生活，让它给你一些启发和灵感。

我每一部电影都会有不同的冲动和想法，希望去尝试新的东西。《影》之后我完成了《一秒钟》《坚如磐石》，年底还会尝试《悬崖之上》，都不一样。我尽量让自己的作品呈现出多元化姿态，我很喜欢挑战新的东西。尝试不同故事就像经历不同的人生，导演做一部作品，就是要根据故事背景补充很多知识，了解很多细节，才能做好故事，是特别好的学习机会。

《坚如磐石》是我自己第一次尝试警匪片，我叫它“硬派警匪”，很都市、冷峻的风格，画面也很独特。年底的谍战片(《悬崖之上》)我希望在冰天雪地中强调人和人剑拔弩张的关系，人性的魅力，视觉也会很有特点，像《影》一样，不断地下雪，在东北雪乡拍。这些是画面不同，更重要的不同的故事传递出来的氛围和感觉。

人在不同的环境、氛围中，人性的方方面面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味道。这就是人的故事，你永远不能重复，这就是吸引我拍电影的地方。”之前张艺谋曾透露过，《流浪地球》后他对科幻片也产生了兴趣，如果碰到好剧本，也很愿意尝试。

这次平遥张艺谋的大师班，主题叫“为了电影的每一秒”，让人联想到他还未上映的新片《一秒钟》。

“《一秒钟》是我写给电影的一封情书，是一部关于电影的电影，我很喜欢，希望早日能看到，跟大家见面。电影是每一秒构成的，人生也是每一秒每一秒那样过的。我们漫长的生命也是一瞬间，地球几十亿年的生命也是一瞬间。新的科学观点是35亿年以后地球可能就完了，但生命可能会在木卫六上出现，像是一种循环。时间就是这样，一秒钟或者无限，都是生命绽放的形式。对导演来说，认真对待每一秒钟，拍好电影的每一秒，其实也是你生命的每一秒，让它绽放，让它充实。

伟大的电影在全人类中也不多，金字塔尖，哪可能每年都出伟大的电影?现在中国电影数量和票房是上去了，质量一直是大家关心的，这要靠所有人坚持不懈地耕耘，一定有收获，但不可能马上就来。这是需要辛勤创作、清晰思路、历史发展的机遇的。

过去我们创作有时候，苦难是创作源泉，但也不一定，我们那一代是从苦难中走过来，年轻人生活在飞速发展时期，未必经历过我们那个年代的苦难，年轻人也未必拍不出伟大的作品。

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品。我不认为年轻人一定要经历过艰辛，国家现在发展了，互联网时代是信息的大平台，主要是要思考，要创新，要有自己坚持的东西。”

(何小沁/文 王远宏/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