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托鲁奇：紫禁城曾为他一人封闭 成名后的他也饱受争议
1在21世纪的采访中，他还在抱怨，他们那一代——1968年那时年轻的革命者们——的理想主义精神，已经荡然无存。
2人生的最后十余年，因为背部受伤，贝纳多·贝托鲁奇不得不在电动轮椅上度日，并且在轮椅上指导了人生最后一部电影《我和你》。
3“我感到内疚，但我并不后悔。”他认为《巴黎最后的探戈》之所以成功，有部分原因是那些丑闻、那些挑战世俗的戏份、那块黄油。
文/顾以宁 编辑/方奕晗
2018年11月26日，77岁的意大利导演贝纳多·贝托鲁奇在罗马的家中逝世。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评价，他的电影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由于其厚颜无耻的题材与近乎原始的视觉天赋，将观众置于震惊与刺激之中”。他去世后，许多媒体都回忆起他与中国有关的高光时刻——在紫禁城中拍摄《末代皇帝》，并且以这部电影横扫1988年奥斯卡颁奖典礼。
1988年，贝托鲁奇凭借《末代皇帝》获得第60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这是一位长期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执拗老头。在21世纪的采访中，他还在抱怨，他们那一代——1968年那时年轻的革命者们——的理想主义精神，已经荡然无存。
贝托鲁奇去世前最受人关注的新闻，是他执导的电影《巴黎最后的探戈》里那场“臭名昭著”的强暴戏。1972年，为了让19岁的女演员玛丽亚·施耐德“去感受，而不是去表演”遭遇强暴时的“那种愤怒和羞辱”，贝托鲁奇与男主演马龙·白兰度约好，在女主角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黄油作为润滑剂，记录了她受辱后真实的眼泪。
40多年后，他说，施耐德至死都恨他，但为了拍摄效果，必须采用这种手段。
1976年，由于《巴黎最后的探戈》太过挑战风序良俗，贝托鲁奇被意大利最高法院判处4个月的缓刑。如今，电影中的色情场面不再是问题，但因为对待女演员的方式，贝托鲁奇在这两年重新收获了许多愤怒的回应。只是这回，愤怒来自新一代想要挑战权威、改善世界的左派青年。一如年轻时他挑战的前辈。
“贝托鲁奇先生的电影工作越来越偏狭，并不是因为他的世界观越来越狭窄，那只是对他自己周围所能看见的世界的一种反映。”《纽约时报》在他的讣文报道中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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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说，贝托鲁奇最成功的电影就是《末代皇帝》。
这部由尊龙与陈冲主演的电影，是1949年后西方导演第一次与中国合作拍片，也是第一次有剧组进入故宫拍摄电影。那之前，贝托鲁奇的上一部史诗电影是长达5个小时、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1900》，几乎断送了他与好莱坞的合作。
《末代皇帝》海报
在《末代皇帝》中，贝托鲁奇描绘了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动荡的一生。电影展现了许多历史场面：封建帝王的登基大典，群情激昂的五四运动，解放后的种种政治运动……但导演承认，他感兴趣的只是溥仪的内心——拍摄时局的动乱，是为了对比紫禁城里小朝廷的凝固与窒息;宏大的群臣朝拜的场面，也是为了体现小皇帝的孤独。
电影里的一些场景与现实并不符合，譬如慈禧太后的卧室，设计师的灵感来源并非中国宫廷，而是两座古庙里的布置——导演希望太后去世的那一幕能带点魔幻色彩。
饰演皇后婉容的演员陈冲在微博上回忆了第一次见到贝托鲁奇的场景：“那时他正在跟中国文化热恋，我们喝咖啡，他跟我提到鲁迅，还跟我引用老子、庄子的语录。我觉得好惭愧，他提到的作品我并未读过。”
“他是一个博学的人，一个诗人。”她写道，“他望着你的眼光让你把你的最好、最美的一切给他。他在喊停的时候那一声‘Bellissima!’总是给我莫大的幸福感，因为我知道他有高贵的审美观。”
贝纳多·贝托鲁奇出生于意大利书香门第，父亲是著名的诗人、影评人，热爱电影。他有一个“金色的童年”，有大宅院、仆人、通情达理的父母和被电影填满的周末。在充满文艺氛围的家庭中成长，贝托鲁奇少年时就展现出惊人的天赋，这让他的父亲深感骄傲。
人生的最后十余年，因为背部受伤，贝纳多·贝托鲁奇不得不在电动轮椅上度日。但他依然能“用毛毡帽、围巾和整洁的西装为自己打造出一个精干的形象”。他对媒体谈论过许多想要筹备的项目，并且在轮椅上指导了人生最后一部电影《我和你》。
回望过往，他把思考的结果告诉媒体：拍摄电影对他而言，是一种“弑父”的手段。那几乎是一种“内疚的快乐”，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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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弗洛伊德心理学说的思考，差不多是从筹备电影《同流者》时开始的。
上映于1970年的《同流者》是贝托鲁奇第一部获得奥斯卡提名的作品，也被视为一部深入描摹法西斯主义者心理活动的电影。对一些人来说，与贝托鲁奇这些早年的电影相比，《末代皇帝》虽然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却是相对沉闷的。
《同流者》讲述了一位30岁的上流社会知识分子马塞洛，在墨索里尼执政的时代，被派去海外刺杀持反法西斯观点的哲学老师的故事。
这部电影的主人公性格软弱又随波逐流，为了能融入人群，他为政府执行刺杀任务、娶小资产阶级妻子。“之所以如此绝望，是因为他接受不了一个事实：他与其他人是不同的。在最后的场景里，他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成为法西斯——他想要隐藏甚至忘记潜意识深处的差异。”
这部电影之后，贝托鲁奇常常会谈到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在1977年《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中，他形容自己“是一个压抑的人”，是那种“只有在工作中才能抒发自己的能量，欲望，倾略性的人”。
很多年以后，贝托鲁奇说起一个故事。1970年的一个雨夜，他在巴黎的一间药店门口等待他的精神导师、法国新浪潮电影奠基人之一让·吕克·戈达尔，请他给《同流者》一个评价。对方匆匆而来，不发一言，只塞给他一张纸条，便跳上汽车，扬长而去。
贝托鲁奇打开纸条，映入眼帘的是一幅手绘毛主席像和让·吕克·戈达尔的一句话：“你必须与个人主义及资本主义斗争到底。”
《同流者》剧照
“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65年，贝托鲁奇曾这样告诉媒体，“作为一个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我拥有人们能想象的这样的人会拥有的所有的爱，所有的热情，与所有的绝望。”
为什么精神导师不喜欢这部电影呢?也许因为影片中，当那位“同流者”打听哲学老师的电话和地址时，给出的电话和地址都是让·吕克·戈达尔本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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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托鲁奇被认为是终身的左翼分子。在因为《巴黎最后的探戈》被意大利最高法院剥夺政治权利5年、一度不能投票时，他曾非常难过。但到了2008年，他开始承认“我失去了对政治的爱”，并宣告不会给任何一位意大利大选的候选人投票。
更难过的是，贝托鲁奇成了新一代年轻人谴责的对象。
《巴黎最后的探戈》剧照
2007年，玛丽亚·施耐德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当年拍摄那场戏时“感到羞辱”，“有一点像是被马龙·白兰度和贝托鲁奇强暴了”。6年后，玛丽亚过世，贝托鲁奇又在访谈中谈到这件事：“也许在有些时候，我不告诉她，她能表演得更好。因此当马龙·白兰度提出那个黄油的主意时，我决定不告诉她。”
“我感到内疚，但我并不后悔。”他认为《巴黎最后的探戈》之所以成功，有部分原因是那些丑闻、那些挑战世俗的戏份、那块黄油，“但事实上，这是一部非常绝望的电影。很少有这么绝望的电影，还能吸引到如此广泛的观众。”
这些话早已陆续发表，从未引起过热烈的反响，直到2016年年底。愤怒在社交媒体上蔓延，人们问，为什么女性的感受可以被这样忽视?为什么这样的事情要等那么久，才能等来迟来的愤怒?这件事，成了如今各大媒体在为贝托鲁奇“盖棺论定”时，不能回避的一笔。
2012年筹备《我和你》时，贝托鲁奇曾想尝试一下3D电影技术，因为“探索新技术是一件必须去做的事情，否则我就觉得落后了，被抛弃了。”但最后，他放弃了这个想法：这位电影大师喜欢即兴的、快速地拍摄，而最新的3D技术迁就不了他的这种习惯。
贝托鲁奇在轮椅上指导了人生最后一部电影《我和你》
也许，贝托鲁奇只属于过去那个时代，那个没有3D电影的时代。在2008年接受英国《卫报》的采访时，他承认，无论做什么，都不可能真正地做到“弑父”——也就是消除父亲对自己工作的影响。
父亲的世界，教给他几乎所有的东西。“他喜欢我所有的电影，就好像那些电影是他亲自完成的。他喜欢他的傀儡，也就是我。我很擅长做他的那种电影。”
晚年，贝托鲁奇的电影题材又从东方回到了他熟悉的环境：托斯卡纳、罗马，1960年代火热革命的欧洲;在他坐着轮椅执导的最后一部电影中，场景始终就是地下室。
“也许我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依然认为，电影院就像一个大教堂，在那儿，人们可以聚到一起，做着同样的梦。”在凭借《末代皇帝》站上奥斯卡颁奖的舞台上时，贝托鲁奇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