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视点！对话《无名》导演程耳：在精彩故事里融入对历史和人生的感悟

今年春节档影片中，《无名》可谓较为“另类”的一部——它将聚光灯对准了抗战时期的上海，以及那些在抗日战争走向胜利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党的秘密战线上的无名英雄。影片的导演，则是在七年前拍摄出《罗曼蒂克消亡史》、有着强烈个人风格的程耳。

《无名》导演程耳。片方供图

“我们试图在一个精彩的故事里，融入更多对历史和人生的感悟。”近日，程耳在接受人民网“文艺星开讲”专访时表示，《无名》所蕴含的内容，比所谓的“谍战题材”更为宽泛，“我要讲述的，就是在历史横切面上的众生相。”

(资料图)

“我一直努力弥合艺术与商业”

文艺星开讲：在正式上映之前，《无名》可谓最“神秘”的春节档电影，大部分预告片更是没有一句台词，为何会做出这样的设置？

程耳：《无名》所有的预告都是我剪的。对我来说，导演、编剧、剪接是一体的，不是分开的，所以我对预告片的剪辑理念是跟导演、编剧的创作理念是一致的。我在剪预告片的时候，有一种“设局”的快感，也希望观众在看这支预告片的时候有解谜的快感。当然，这不代表台词在预告片里不重要，我也给《无名》剪了有台词的预告，但创作理念是没有变的。

文艺星开讲：经常有人用“个人风格鲜明”来评价您的作品，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程耳：我觉得每个创作者很难刻意去回避自身的特色，不是说我决定要变成怎样就会做成什么样。叙事风格也好、美学方式也罢，最终都会融汇到“电影”这样一个完整的产品中去。如果是我喜爱的、是好的，我一定会继续把它延续下去。不管以后我拍什么题材的电影，大家肯定看得出来那是程耳拍的。

文艺星开讲：《无名》有个头衔是“超级商业片”。您个人是如何划分所谓“商业片”“文艺片”的？

程耳：之所以说“超级商业片”，是因为一直有人都说我太文艺，那我就开开玩笑。《无名》是一部商业元素浓厚的电影，有非常幽默的段落，也有一些好看的打戏。与此同时，影片对历史的思考承载得多一点，对人生的思考也承载得多一点。

我认为我的电影既不是艺术电影，也不是商业电影，我一直努力弥合两者，使商业电影也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我也非常喜欢看这一类的电影。许多导演的作品，既有作者个人的表达，也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很难将这些电影简单地分为文艺片或商业片。

“尽量让演员能在放松的状态下演戏”

文艺星开讲：抗日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不少。《无名》是如何在其中挖掘出新的角度，带给观众新的观影感受的？

程耳：我喜欢读历史书，尤其是东亚近代史这块，对这一段历史有表达欲。而具体到《无名》，它更多加入了我对人生和历史的思考。我想表达的是一部关于“选择”的电影，在那个人人不安的年代，做出怎样的选择将决定人生的走向。有人选择首鼠两端、待价而沽； 有人选择随波逐流、靠政治谋生； 有人选择了软弱恐惧、临阵倒戈……但总会有人选择无畏，选择向死而生。而我要讲述的，就是在历史横切面上的众生相。

另一方面，就是上海这座城市。一旦开始试图去了解和分析整个抗战历史的时候，上海这个城市是无法忽略的。所以我打算重新打造一个“孤岛”时期的上海，把人物和叙事，真正地渗透到这座城市以及整个环境中去。

周迅《无名》剧照。片方供图

文艺星开讲：梁朝伟、周迅、黄磊等多名实力派演员加盟令人期待。在拍摄时，您是如何与他们沟通的？有哪些细节让您印象深刻？

程耳：我尽量让演员能在放松的状态下演戏。我从来没有直接要求该怎么演、该怎么动。我会想先看看演员自身是如何思考、如何感受，以及如何说词、如何演绎的，然后再去调整。我会尽力营造这样一种安静的、让人容易集中的环境。

梁朝伟先生给整个剧组带来的感觉可谓“如沐春风”。他在每拍一条之前都会跟片场工作人员点头致意，意思说“我OK了你们拍吧”。而我跟梁先生之间是没有很多话的，他负责演，我负责告诉他应该如何调整到我想要的效果。而且，我一直认为，声音也是表演的一部分，所以我坚持让他用自己的原音。

周迅每一场戏都是饱满的，都能直接带来剧情的转折，甚至颠覆剧情。在现场，她完成得非常好。黄磊老师是我的师哥，他承载了大量在拍摄现场即兴发挥而写就的对白，承载了大量的起承转合，是不可或缺的纽扣。

王一博《无名》剧照。片方供图

文艺星开讲：相对于上文提到的演员来说，王一博的银幕经验较少。如何评价他在电影里的发挥？

程耳：他非常用功，而且在现场的工作态度、工作状态特别好，甚至有一种超出他年纪的沉稳，我们合作得非常愉快。他的形象非常符合我们所要呈现的时代，尤其是做完造型、换完衣服后，他就像从那个年代走来的人。他的优雅、力量感，以及偶尔展现的一点点脆弱，让我感觉就属于当时的上海。

“创作者与观众是‘相得益彰’的关系”

文艺星开讲：《无名》在叙事的过程中也加入了不少时间与空间的交错，这样的安排有何用意？您是否担心这会建立起“观影门槛”？

程耳：我喜欢从故事的中段开始讲起，从来没有考虑过线性叙事。从我的毕业短片《犯罪分子》开始，我就觉得我需要在讲述一个故事和思考一个故事之间做选择。就好像一个人回忆过去的时候也会有反思。我自己做剪接的时候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不是机械地剪这个故事，而是在思考这个故事。我相信观众在看的时候，除了接受这个故事，也会思考这个故事。

《无名》的故事非常单纯，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把它概括出来，没有解读的困难和障碍。即便有不一样的叙事结构，也是非常易读的，不会再次让大家看不懂。而且，我认为创作者和观众更多的是“相得益彰”的关系，永远不要觉得自己比观众更懂人性，不要觉得观众会理解不了。

文艺星开讲：作为谍战片，《无名》中有许多细节都暗藏玄机。有哪些精心安排的细节是观众不能错过的？

程耳：其实对我而言，《无名》所蕴含的可能比“谍战题材”更加宽泛一点。它更像是那个年代的一段史诗，但这并不表示我们电影的基调是沉闷的。我们还是试图在这样一个精彩的故事里，融入更多的对历史和人生的感悟。至于细节部分，我不想剧透太多，但我希望大家关注一下对于领带的运用、对于一些类似“偷窥”的镜头的运用以及一些服化道方面的小心思。总之，关注每一个细节就对了。

文艺星开讲：您除了拍电影之外也在从事文学创作。您认为文学创作和影视创作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程耳：在我看来，一定是文学更多地在影响电影。文学创作对我来说，是一种写字的欲望。我在桌上放一张纸和一支笔，但可能有六个月都不愿去触动那支笔。然而突然有一天，就可能想去写东西。另外，拍戏是一件非常枯燥的事情，作为导演很多时候要处理一些跟创作不太有关的事情，导致大部分时间都在等。这个时候我就会拿起一支笔写写画画，于是有些文字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如果小说和电影有什么共性，那就在于它们那种“流淌而出”的方式，一个是文字，一个是声画。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如果是流水线批量生产，那就没意思了。我喜欢的是创作过程中，画面和文字流淌而出的那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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